出入境新政生效 旅企业务有序推进******
1月8日0时17分,自加拿大多伦多始发的南航CZ312航班落地广州白云机场。这是“乙类乙管”总体方案和中国民用航空局入境新政实施后,全国首班落地的国际航班,全体航班旅客无需再进行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。
出入境新政实施首日,来自OTA的数据显示,1月8日的出入境机票订单创2020年3月以来的最高纪录。其中,入境航班订单量占比48%。记者了解到,各大旅游企业出入境相关业务也正在有序推进当中。
香港与内地人员往来热度攀升
1月8日,中国香港与内地之间实现首阶段“通关”。香港的特级导游吴巧凌在朋友圈写道:“满屏的通关分享,三年了,您到香港想怎么玩?”
OTA的数据显示,内地游客访港意愿强烈。1月5日至7日,携程平台上内地用户预订赴港航班的订单量相较2022年12月同期大涨190%。飞猪数据显示,截至1月5日,春节期间的港澳旅游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近1倍,其中广东、上海、浙江等成为赴港澳旅游的热门客源地。
记者1月7日来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采访。相关工作人员介绍,1月8日起内地居民可以在“北京公安出入境”官方服务号预约办理赴港旅游、商务签注。北京游客吴女士告诉记者,她发现许多办理点近几日都已经预约满了,不过,朝阳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还可预约到1月9日办理。
数据显示,中国香港成为1月8日入境机票出发地的TOP1。同程数据显示,当日,由中国香港飞往内地的机票订单量环比上涨62%,主要入境目的地包括上海、广州、成都、武汉和南京等。携程数据显示,1月5日,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《关于优化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措施的通知》后,当天用户通过Trip.com香港站预订香港到内地航班的订单量较去年12月同日上升290%,预订内地酒店的订单量上升166%。
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彭耀佳表示,香港与内地逐步有序通关,两地旅游重新互通,对旅游业界及相关行业是关键一步。香港旅发局也已逐步加强在内地的宣传推广工作,推动香港旅游业复苏。
香港旅发局总干事程鼎一表示,内地是香港最重要的客源地之一,非常高兴能够迎接内地游客重临香港。香港旅发局将发挥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,继续积极推动文旅融合,各项艺术文化盛事联动城市深度游,结合夜经济、绿色郊野、体育文娱活动等热门主题,必将激发内地消费者的访港意愿。
政策友好目的地更受青睐
随着出入境新政落地,中国出境航班也迎来小高峰。携程数据显示,自2022年12月27日以来,从内地用户预订量来看,热度攀升最高的目的地有中国澳门、中国香港、曼谷、新加坡、吉隆坡、金边等。飞猪数据显示,近一周国际机票预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近1倍,用于出境旅行的机票平均消费金额同比提升近30%。
据了解,热度攀升最高的目的地中大部分对中国旅客入境无特殊限制。携程签证数据也显示,2022年12月27日以来,新加坡签证业务订单量同比增长超30倍,环比增幅达到123%;马来西亚等国签证业务订单量环比也增长近100%。
泰国旅游市场更是受到中国游客青睐。2022年12月27日以来,内地游客通过携程平台预订入住时间超20天的酒店订单中,泰国的酒店订单占比达到44%。泰国国家旅游局近日发布预测称,2023年到访泰国的中国游客预计达到500万人次,而2022年,这个数字仅为27.4万人次。
亚洲多国正“抱团”欢迎中国游客的到来。马来西亚方面日前预计,2023年将接待150万至200万中国游客。新加坡相关业者则估计,中国游客的回流将会给新加坡全年带来20亿新币收入。
“中国游客的回归对全球任何一个目的地来说,都是值得期待的。尤其是对于亚洲市场,将起到明显提振作用。”携程相关负责人表示。
旅企有序推进相关业务
随着出入境相关政策的正式实施,各大旅游企业的相关业务加速推进。多家旅游企业的入境业务部门负责人都表示,已经将相关产品同步推送给了境外旅游代理商。
“我们目前在做调研工作,先去了解产品供应链上关键供应商的现状,再去了解境外游客的偏好,以便能提供更好的产品。”有业者表示。
“新政策发布后,境外的分销商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我们,希望我们提供最新入境产品的视频、图片、文字等资料。”贵州省中国青年旅行社副总经理戎笑笑告诉记者。
记者了解到,近期中旅旅行正加快推进资源整合和产品储备,与境内外客户和合作方保持密切沟通,积极策划东南亚、欧洲、澳洲等产品;开展各类签证咨询服务,积极向消费者推介全球旅游攻略和最新玩乐目的地信息。待时机成熟时,中旅旅行将及时发布优质产品和线路,满足消费者对出境旅行的需求。
“目前,众信旅游已经筹备了法国、荷兰、马尔代夫等目的地产品。目前短时间内出境市场主要以商务拜访、出国探亲、出国留学等需求为主。未来,我们也将随时关注签证、航班、市场、政策的变化,适时调整目的地产品。”众信旅游相关负责人表示。
中青旅遨游网推出“出行保障”“品质保障”“服务保障”三大出境游保障体系,将为游客提供境外核酸指引、协助境外医疗、“7×24”小时管家咨询及紧急事务处理等全流程服务,全程为游客出行保驾护航。
“入出境旅游的开放与恢复,与政策方针、国际形势息息相关。我们将密切关注这方面的进展,积极向国际释放更多友好信号,展示美好中国形象,助力市场加快复苏。”中旅旅行相关负责人表示。
(本报采访组 采访组成员:王玮 张宇 武葳 赵垒 执笔:张宇)
古代王朝更迭时,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?(2)******
到了隋朝,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,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。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、轻重不一,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。隋文帝开皇初年,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,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,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,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。开皇三年(583),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,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,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,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(北齐)、五行大布(北周)、永通万国(北周)等钱,两年内禁止流通。于是,开皇五年(585)以后,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。
五铢钱的大小、轻重适中,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,从而保护钱文,使之不容易磨损。至此以后,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,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,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,被称为是“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、最成功的钱币”,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。
唐宋货币,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
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,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。唐以前的货币,以五铢钱为典型,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,从这个意义上看,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“铜块”,而唐朝开始,钱币改称“宝”,如通宝、元宝,并冠以当时的年号。在钱币学家看来,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,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“宝物”。
如前文所述,钱上铸年号,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,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。唐高祖统治初期,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。武德四年(621)七月,废五铢钱,行开元通宝钱,“径八分,重二铢四累,积十文重一两,一千文重六斤四两”。(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)从此,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,而是改称“通宝”流通。通宝即“通行宝货”,唐人有“钱者通宝,有国之权”的说法。同时,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,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。
值得一提的是,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“开元通宝”还是“开通元宝”,争议持续了上千年。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里说:“其词先上后下,次右左读之(即直读,开元通宝)。自上及右回环读之(即旋读,开通元宝),其义亦通,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。”史书讨巧地认为,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,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。当今主流观点认为,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“开通元宝”的说法,然而,两晋南北朝以降,钱文的读法为直读,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,也就是读作“开元通宝”。
开元通宝,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。这里的“开元”比唐玄宗的“开元盛世”早了一百年,因此并不是年号钱。它的含义,从字面意义上讲,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,将从前旧的、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,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。也由此,后世还有仿铸“开元通宝”的现象。
清代民间铸造的“开元通宝”。来源/王钊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》
唐乾封元年(666)所铸造的“乾封泉宝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,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。此后,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,如乾元重宝、大历元宝等。毫无疑问,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,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,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,且其轻重、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。宋时有诗人叹道:“半轮残月掩尘埃,依稀犹有开元字。”甚至到了清朝,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。
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,东至今朝鲜、日本,西至今阿富汗境内,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。以开元钱为核心,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,维系着整个东亚、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。
史家常以汉唐并举,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。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,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;而唐代武德四年(621)起用开元通宝钱,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。吕祖谦说:“自汉至隋,惟五铢之法不可易;自唐至五代,惟开通之法不可易。”(这里使用了“开通元宝”的读法)足见五铢钱、开元钱深刻的影响。
到了宋代,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,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,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。
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,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,实则不然。不同种类的宋钱,变的是上面的年号,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,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,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。
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,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,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。在高丽、日本、交趾三国,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。从唐朝至明末,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。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“宋钱区”。
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。明代铸币规模较小,明代流通的铜钱中,明钱只占一小部分,大部分是唐宋钱,就连私铸,往往也是铸唐宋钱。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说,在福建漳浦县,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,七年八年用元祐钱,九年十年用天圣钱,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。《日知录》中也提到“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,后至北方,见多汴宋年号…………间有一二唐钱。”这些宋钱,质精且多,被称为“好钱”,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,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“废不用”。(《五杂俎》)看上去,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,什么都用,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,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。
货币与政权的命运
新朝历战乱而建立,往往经济凋敝、百废待兴,市场上铸币芜杂,轻重不一,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。因此,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,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,能否真正替代旧钱。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“恶钱”、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,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,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。
铜铸币之外,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。元代极力推行纸币“宝钞”,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,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,是非常失败的。元末通货膨胀、物价高涨,人民生活困难,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,进一步滥发钞票,只是雪上加霜。列宁的名言“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,毁灭其货币”足证这段历史,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,元朝走向灭亡。元代的宝钞,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。
元至元通行宝钞。来源/中国钱币博物馆
明朝初年,也仿照元朝的做法,用钞不用钱,后来才加以变通。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,才最终以银钱支付。明正统以后,宝钞并不通行,“钞”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,明末仍以“钞”表示货币,如“银钞”或“钞银”,实际上指的是银、钱,而不再专指纸币。
清军刚入关时,允许明钱流通:“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,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。”(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)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,其背面印有满文的“宝泉”,或有汉文的“清忠”,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,或许与此有关。
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,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。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中说:“馀准废铜输官,偿以直,并禁私铸及小钱、伪钱,更申旧钱禁。嗣以输官久不尽,通令天下,限三月期毕输,逾限行使,罪之。”就是在说,清朝在稳定之后,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,并且严禁私铸、严禁旧钱。
然而,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,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。康熙二十四年(1685),学士徐乾学上疏,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,古钱、今钱可以共同使用,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,“自汉五铢以来,未尝废古而专用今”。而且,在钱法混乱、经济动荡的时候,能够“资古钱以澄汰”,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。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,“尽宽旧钱废钱之禁”。乾隆二十二年(1757),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,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“利用”“洪化”“昭武”等伪钱,仍允许旧钱的流通。(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)
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,但其重点打击对象,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。当然,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,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。随着历史的发展,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,货币种类日益繁多,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、铜钱等,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。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,铸造新的“铜元”,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。
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。来源/中国钱币博物馆
(文图:赵筱尘 巫邓炎)